从成都大轰炸预警到九一八试鸣演练：防空警报再次响起 提醒后人勿忘国耻

今年是九一八事变爆发94周年。

9月2日，成都市政府发布通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》《四川省〈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〉实施办法》等有关规定，按照全省统一安排，定于9月18日上午10点至上午10点15分，在全市范围内进行防空警报试鸣演练。

每当此时，那段关于大轰炸、出川抗战的记忆，就会再度如潮水般在川人心底翻涌：1938年至1944年，日寇对四川各地进行了长达6年轰炸。据不完全统计，全省伤亡人数近5万人，仅在成都就造成5000余人死伤。在成都市人民公园内的“成都大轰炸遇难同胞纪念雕塑”旁，刻下的部分遇难同胞名单中，最小的仅1岁。

“以前警报一响，全城的人都往外跑。”川军抗战历史研究者何允中回忆说，小时候家人带着他跑警报、躲轰炸，如今警报再次响起，意义十分重要，是提醒后人铭记历史，勿忘先烈，勿忘国耻。

大轰炸下的成都

4种防空警报成百姓救命绳

9月18日上午10点开始的防空警报试鸣信号，分为预先警报、空袭警报和解除警报3种。成都市政府发布的通告显示，预先警报：上午10点开始试鸣，鸣36秒，停24秒，反复3遍，时长3分钟；空袭警报：上午10点6分开始试鸣，鸣6秒，停6秒，反复15遍，时长3分钟；解除警报：上午10点12分开始试鸣，连续鸣响3分钟。

早在80多年前，四川在抗战期间也建立并统一了防空警报的预警机制。

时任四川省防空司令部监视队副队长的刘景轼（已于2019年离世）生前接受华西都市报、封面新闻记者采访时回忆说，在经历数次轰炸，特别是“6·11”大轰炸后，为了给广大百姓提前预警，减少生命财产损失，成都迅速建立了一套防空预警机制。“它是成都百姓躲避轰炸的救命绳之一。”

刘景轼说，当时的警报类别和现在很像，不同的是多了一种“预行警报”，且警报的长短组合也有不同。第一种是“预行警报”，不用拉响警报器，疑有敌机会飞临成都上空时，会有人员在各大街口手持黄布旗；第二种是“空袭警报”，会有警报器发出“呜呜呜”较为急促的声音，提醒日机已飞抵重庆等地，大街上全是往城外跑的百姓；第三种是“紧急警报”，表示日机已临近；第四种是“解除警报”，声音拉得特别长，表明日机已飞走。“防空警报就是百姓的救命绳。”

根据《抗战时期的四川——档案史料汇编》记录，1941年3月，四川省发布了《防空警报信号大纲》《四川防空警报信号实施细则》，统一各地不一致的防空警报信号。

弹片划过的梳妆台

见证了成都大轰炸历史

位于大邑的建川博物馆内陈列着一个普通的梳妆台，台面上有3个弹痕，是当年成都大轰炸中炸弹弹片留下的。这个梳妆台见证了成都大轰炸，它的主人李幼霞是成都大轰炸的亲历者。

那年，李幼霞刚刚20岁，和公公、婆婆、大伯、二伯同住在金马街的一个大院里。她住在院子最里面的房间，娘家陪嫁的梳妆台、衣柜就摆放在屋里。“那几年，跑警报已成家常便饭。警报一响，我们就带着大包小包和小孩跑。有时，一天要跑好几次，每次警报解除后，人们不仅要担心家里的安全，还要四处打听被炸的地方、人员的伤亡情况，更担心亲人、朋友的安危。”李幼霞在自述信中写道，她的二姐在日本鬼子炸皇城（现省科技馆位置）时被炸断了双腿，最终因流血过多去世。

李幼霞回忆说，一次警报响起后，她拿起常备的挎包，抱上孩子往外跑。“刚跑到一个大菜地边，就听见鬼子飞机的轰鸣声，我把孩子往菜地里一塞，自己也趴了下来，不一会儿就听到此起彼伏的炸弹爆炸声，震耳欲聋，爆炸声、燃烧声交织在一起……”直到人们相互呼唤寻找亲人时，她才从惊恐中清醒过来，抱着孩子往家里赶。

“到家后，我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，院门处被炸了一个大坑，大伯和守门人被炸死，院子里大部分房屋变成了瓦砾，我住的那间房子还歪歪斜斜地独留在那里，屋里大部分家具已被倒塌的墙和弹片打烂，梳妆台被弹片划过，除台面留下3个弹片痕迹外，基本完好，故一直保留使用到现在。”李幼霞在自述信中写道。

赴日索赔诉讼

受害者仍在等待公正判决

据《四川省抗日战争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》记录：1938年1月30日，日军飞机首次对四川进行侦察活动……自1938年11月8日轰炸成都开始，至1944年12月18日日军飞机在成都等地投弹为止，对四川实施狂轰滥炸。

“我对遭遇轰炸的那天晚上印象很深。”2025年9月17日，成都大轰炸亲历者何梦珈说，当年她6岁，家在暑袜北街，一天晚上突然响起了警报声，全家人从睡梦中惊醒，父母抱着她和弟弟往郊外跑，街上到处都是避难的人，当时很害怕。他们一家人跑到郊外一处田地里，靠着田埂躲了起来。“我们躲好后，我看见父亲的白裤子露了出来，还用长衫帮他盖住，因为担心白色太显眼，被日本人看见。”她说，当晚不记得待了多久，后来就睡着了，也不记得什么时候回到家的。

1941年7月27日上午，侵华日军出动108架飞机，对成都进行狂轰滥炸。伴随着警报声，年幼的成都市民文仲（已故）在母亲的怀抱中逃难。

还没跑到城外，日机便黑压压地来了一大群。“飞机飞得很低，里面坐的鬼子都看得到。”文仲生前在接受华西都市报记者采访时说，他家当时位于永靖街，受到了猛烈轰炸。“我家的铺面大门被震破，屋架歪斜，房顶上的瓦片全部破碎。屋外全是黄沙和碎片，被炸死的街坊邻居被埋在废墟下。”文仲回忆说，剧烈的爆炸声震破了他的左耳鼓膜，加上家境困苦，左耳失聪困扰了他70多年。

也是在1941年7月27日的大轰炸中，成都市民苏良秀失去了6位亲人，自己也身受重伤。据苏良秀“证言”：当时，10岁的她正在家里玩耍，屋外突然响起了防空警报，母亲拉着孩子们躲到院内的核桃树下。日军轰炸机投下的炸弹，正好命中核桃树，祖母苏黎氏、母亲苏贾氏、小姑妈苏绍群、表姑达凤英、大弟苏良兄、二弟苏良酬6人当场被炸死，她和另外3人身受重伤，弟弟也因为头部受创，留下伤残。

自2005年重庆地区日军“无差别轰炸”受害者自发组成对日民间索赔团开始，“成都大轰炸”的受害者也逐渐走上了索赔之路。2008年7月3日，成都22名大轰炸受害者在日本东京正式提起诉讼。2010年1月27日，日本东京地方法院进行了“四川大轰炸”索赔案的第12次开庭审理……直到如今，已95岁的苏良秀等亲历者、受害者仍在等待一个公正的判决，等待一份迟来的道歉。

“大轰炸没有摧毁中国人民的抗战意志。”何允中说，在抗战年代，反而更加激励了全国民众的抗日决心。“如今的和平年代，警报声响，警钟长鸣，也是提醒后人铭记历史，勿忘先烈，勿忘国耻。”